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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，要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、扩大有效益的投资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大力提振消费、提高投资效益，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”，对发挥投资重要作用进行部署。近年来，我国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关键期，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扩大有效益的投资。随着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，扩大投资的侧重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，不是单纯追求规模和速度增长，而是更加强调在提高效益上下功夫，实现提质与扩量并举。

把握有效益投资的丰富内涵

投资效益是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所投入成本之间的比值。如果投资的成本较低、产生的收益较大，则可视为投资更有效益。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是提质与扩量的有机统一。提质是扩量的方向，把投资效益放在突出位置，在此基础上推动规模扩大和速度提高，能有效带动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高效能企业、产业和区域加速流动、汇聚，拓展发展新空间、塑造发展新优势；扩量是提质的基础，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纷繁复杂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，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作用凸显，能够带动国内需求扩大、实现供需动态平衡，改善主体预期，提振市场信心，增强经济活力，进而实现扩量基础上的提质。必须统筹做大规模与提升效益的关系，促进投资数量和质量双提升。

将提高投资效益落到实处，需进一步明确为何投资、投资什么、如何投资，把握有效益投资的丰富内涵。

一是投资有需求。长期以来，我国中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，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出现地区间重复投资和同质化竞争现象，医疗健康、养老、文化旅游等领域服务体系还不健全，难以满足品质化、多样化需求。提高投资效益，需增强投资的“市场适应性”，根据市场需求和结构升级需要优化投资结构，减少盲目性、重复性投资，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。

二是投资有回报。增量资本产出率是衡量投资效率的主要经济指标。增加产出所需的投资越低越好，增量资本产出率越小，投资效率就越高。2008年，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为2.84，到2023年已经上升到9.44，这说明投资效率在降低。提高投资效益，就是要积极引导各类资金合理配置，着力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。对于公共属性较强的政府投资项目，也要充分考虑财政支出能力和实际发展需要，建立适应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的回报机制，避免盲目铺摊子、上项目、扩投资。

三是投资有约束。截至2023年末，全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70.77万亿元。其中，国债余额30.03万亿元，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40.74万亿元。考虑到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，未来政府债务融资的约束可能有所增强。提高投资效益，需关注投资风险，充分考虑债务负担等约束条件，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确保政府投资顾长远、可持续。

投资还需聚焦民生保障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。过去，我国曾进行了长时期、高强度的投资，但有些投资并未用到最紧迫、最关键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基础民生领域，一些无效的、过度的投资挤占了民生保障投入。提高投资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着力增进民生福祉，增强投资在保障民生、促进就业创业等方面的功能，切实将有效益投资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来。

明晰提高投资效益重要性

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，其质量、效益、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、效益、结构。提高投资效益能对就业、消费等起到拉动作用，有效刺激经济增长，熨平周期波动。

有效益的投资是实现资本循环的重要基础。一般来说，产业资本采取货币资本、生产资本、商品资本三种形式实现价值增值。没有投资的有力保障与循环接续，资本循环就会出现堵点断点。提高投资效益，有利于促进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，使高效能企业、产业和区域获得更多先进优质生产要素，实现有潜能的消费与有效益的投资相互促进、存量资产与增量投资统筹联动、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。

有效益的投资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。推进财税、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，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。提高投资效益，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识别、优选作用，优化投资的利益导向及资产配置；有利于统筹防风险、强监管、促发展，让投资者有创新创业意愿，有稳定预期；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，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，保障投资者权益。

有效益的投资是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。提高投资效益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结构，增加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、颠覆性科技创新投入；优化产业结构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，布局建设未来产业，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；优化融资结构，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便利、实用、多元的资金渠道，进而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。

提高投资效益，推动投资实现提质与扩量并举，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。有的经营主体忽视投资的基本规律，盲目扩大投资规模，导致投资效益下降，带来系统性风险隐患。扩大有效益的投资，能够帮助经营主体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理念，促使投资者更多关注市场需求、合理回报和债务可持续性，使其行为和决策符合市场规律，从根源上减少低效、无效投资。

找准量质齐升突破口

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，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找准突破口，明确优先序，更加注重系统集成，形成政策合力。

在需求侧完善调控方式。发挥好政府投资的作用，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，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。发挥中央预算内资金、超长期特别国债、地方政府专项债、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的政策合力，考虑扩大专项债、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，满足适应发展需要且有一定收益项目的需求。同时，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资金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。

在供给侧推动质量提升。一方面，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，增加服务群众的消费、居住、就业、教育、育幼、养老等领域的投资，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另一方面，以科技创新投资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、未来产业发展壮大，通过前沿性、颠覆性技术的成熟和扩散，促进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发展，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和动能。

在项目方面健全管理体制。坚持先评估后决策，广泛听取意见，做好多方案、多维度的论证研究，择优提出项目建设实施方案。通过事前绩效评估、事中绩效运行监控、事后绩效评价与结果应用，确保项目执行可查、可控和资金使用有理、有效。优化资源统筹平衡和成本收益平衡机制，促进设施的一体化综合开发。进一步完善公用事业价格机制，推动形成合理稳定投资回报。

在动力上激发活力潜力。既要为各类投资主体松绑，突破条条框框，激发市场活力，增强投资意愿，又要通过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与重要事项公示制度，以及发布有效益投资的评价体系和标准指引等手段，增强投资责任约束。需营造扩大有效益投资的社会氛围，将投资者行为和决策纳入追求效益的轨道，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，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奠定基础。

(本文来源：经济日报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 刘立峰)